（原创）“台独”偷换殖民概念构建“文化港独”

2014年3月，台湾岛内发生了太阳花学运。两年多后，一百余名被起诉的学运人士迟迟未得到法律的审判。民进党执政后，新任“行政院长”林全一上任便在5月23日公布任内第二份公文，即撤回对126名太阳花学运被告的起诉。在香港，这个赦免引起包括政党、学界、社运界在内的香港反对阵营的关注。 

林全在公文中说，学运是政治事件，非单纯法律事件，应在多一点和谐、少一点冲突原则下，尽量从宽处理，故决定撤告。他又说，“行政院”当年指控学生有政治考虑，但现今学运要求已普遍成社会共识，“立法院”也将针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突显太阳花学运正当性与社会贡献，因此政治事件不该只用法律问题看待，决定撤控。 

学运当然是政治事件，其矛头直指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大陆政府，绿营上台后立即撤控是对自己人的“应有之意”。但撤控和绿营的再次执政，无疑为一向视台湾为命运共同体的香港反对阵营打了一支强心针，而有关借鉴台湾经济模式、学习台湾民主和选举制度的煽动再次占据媒体。 

5月22日，香港民族党建党后首次在上水、屯门、沙田、铜锣湾、石塘咀和旺角分设街站，宣传“香港独立”，而6路人马最后在“年初一暴乱”发生地的旺角闹市会合。在香港，主张“民族论”的团体主要是港大《学苑》杂志和香港民族党，香港《大公报》4月时刊登的评论《香港民族党为台独傀儡》一文也揭示了两个团体之间，靠研究香港历史和文化的青年组织“时代思进”过度，人马重迭，论述一致。 

这篇评论称《学苑》走上“港独”之路与台湾民进党背后的煽动和公开的大力支持很有关系。而实际上，香港民族论的诞生也和“台独”理论同源。不过，评论并无谈及二者的理论联系，本文倒可以尝试一谈。 

本土派指控大陆殖民统治

高举“本土主义”大旗的香港学界、政界、社运界，近期纷纷发表有关97年以后，中国政府正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殖民统治”的指控，这看起来相当荒谬，但立法会选举当前，“本土派”政客和以“青年人”为主力军的社运团体，正在用这套说词进行政治动员。而在有关论述尚未形成气候前，我们有必要破解当中的漏洞。 

2014年2月，《学苑》以“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为题，推出杂志，第一次将“香港民族论”带入公众视野。杂志指，当时针对港大学生所做的有关“身份认同”的调查显示，有48%学生自认为在政治光谱上属于“本土派”，更有15%学生认同“香港独立成国”。而针对如果香港举行公投表决“香港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结果不受北京承认”的问题，有37%表示赞成，而在北京承认公投结果的前提下，支持独立者达到42%，超过了反对的41%。其后，在各大学生会的推波助澜下，“本土思潮”席卷大专学界。 

今年4月29日，美国的公民力量、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连手在达赖喇嘛于印度达兰萨拉的住处举办了第11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香港方面，支联会新任副主席、80后的邹幸彤和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90后的梁天琦皆获邀出席。 

期间，由美国国会出资的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RFA Cantonese）以“支联会与本土派对话”为名，为邹、梁二人做了非常重要的访问。代表“大中华主义”（香港网络近年出现对大中华主义者反感的现象，讽刺他们为“大中华胶”），主张“建设民主中国”，即“中国的民主化对香港是最大保障”的邹幸彤，与主张“香港建国”，塑造“香港民族”的梁天琦，就香港未来的民主运动之路线，展开激烈的辩论。 

大中华主义与本土主义显著的不同则在于对中国政府管治模式的“控诉”，大中华主义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权是“独裁统治”，而本土主义就坚称其对香港是“殖民统治”。梁天琦所谓“我们觉得现在中共是殖民统治，而你被殖民者统治的时候，要进行解殖的斗争，因此是无法认同殖民者赋予的身份认同。” 

定向培养“港独”接班人

无风不起浪，当论者一心评估民族论一说的政治影响力时，却忽略了这波“XX民族主义”始作俑者——吴叡人。他是台湾政治和社会学者、《想象共同体》中文译者、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他是近年“台湾民族主义”和“香港民族主义”兴起的关键人物之一。 实际上，吴叡人在2006年就提出了“进步本土”和“转型正义”，前者意在为台湾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寻找历史合法性、正当性，后者则被政治吸收，蔡英文在“5.20演说”中提到的将于2019年完成的“转型正义真相调查报告书”，相信是用以全面“去国民党化”，建立民进党执政的正义。而吴叡人提出的所谓“进步本土”，落脚点便是通过构建“台湾民族”，达到建设“台湾民族国家”的最终目的。 

2014年6月，吴叡人为《香港民族论》一书作序，即《关于香港民族主义的思考笔记》，他预言香港民族自决论的组织形态“应会以学院知识青年为其主要基础”，称香港民族自决运动与包括20世纪前半的《台湾青年》运动等历史现象一致，是某种“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运动。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是吴叡人等“台独”学者，对“独派”在香港接班人的定向培养。 

吴在文中毫不讳言地说，香港民族主义的出现是“1997年香港并入中国以来，来自新宗主国对香港日益紧缩的控制，97之后的中港关系，其实正是中央集权国家试图将国家权力深入新领有之边陲领土，结果对边陲人民既有的认同与利益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境。”吴刻意使用“并入”而不用“回归”，用“新宗主国”而不用“主权国”，是为了引导读者将中国对香港的管治曲解为“中共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因为只有在“殖民语境”下，吴才能控诉所谓中国利用“官方民族主义将香港整合到单一国家之内消融其固有特殊性”和“香港本土社会对入侵的北京国家权力所带来的威胁的反弹”，他那套“香港民族论”才能在政治上产生杀伤力。 

但稍加思考，我们就会提问，究竟吴口中的“边陲人民”，也即是香港人“既有的认同与利益”是什么？而历史上真正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港英政府”在吴文中为何消失了？ 

吴叡人认为，“港英殖民政府150余年的相对稳定与连续统治在实质上为香港创造了一个以香港、九龙与新界为领土边界的准主权领土国家的制度形式”（国家层面），再加上“67年左派暴动之后，香港人开始比较积极追寻本土认同，香港政府也开始推行种种塑造香港认同的政策，而整个7、80年代则是香港住民土著化与香港身分认同形成与稳定最关键的时期”（社会层面），就出现了“香港本土共同体”。但实际上，当时没有“香港政府”，只有英国人组成的“港英政府”。 

他说，尽管英国政府不允许香港自治，却“在二战后赋予了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与财政自主”，但根据香港反对阵营长久以来对选举制度的攻击和对所谓“真普选”的要求，港英政府恰恰最缺乏合法性和认受性，它在选举制度上更毫无优势可言，因为根本没有选举。吴进一步指，“这个香港（准）国家制度架构虽然欠缺了大英帝国自治领的自治议会，没有赋予香港住民参政权，使他们得以行使主权者的统治权，但却将他们深深整合现代国家之‘公共政治的网络’之中，使他们与香港（准）国家连结，成为‘香港公民’。”这句话恰恰说明，此时“香港人”这一身份认同是从殖民者通过管治政策赋予被殖民者，而非体现香港本地人的主体性。 

至此，吴叡人骨子里的恋殖情节已经表露无遗，在他的论述中，西方国家的统治权，哪怕是帝国的殖民统治，也充满合法性和认受性。吴身体里流动的恋殖之血，或许允许他深深怀念日治时期的台湾，但他对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肯定，却让自己的偏见无所遁形。难道吴认为洋人较港人更有某种血统优势？ 

香港民族论玩弄身份反中

至于吴叡人说，97年之后，随着中国成为“新宗主国”，香港民族进程也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从“香港本土共同体”到“香港政治共同体”，这是从英国通过“公共政治网络”塑造的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到“新殖民者”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入侵”而激发的香港公民对“香港共同体解体危机”的抵抗。从“香港本土共同体”到“香港政治共同体”的转变，是利用“本土思潮”完成从“恋殖（英国）”到“解殖（中国）”的概念偷换。 

而当吴叡人评说《香港民族论》时，终于将话说透：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与中国逐渐划清界限的历史。他承认香港民族论是“政治建构物”，它的对立面是中国讲血缘，讲“炎黄子孙”的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香港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赢独立建国”，这种“文化港独”简直是“文化“台独”的翻版。 

了解了吴叡人的整个理论架构和推动“民族自决”的野心，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推动、启发而生的香港民族论和支持有关主张的本土派领袖一致以“殖民语境”形容中国对香港的管治，进而要求“香港独立”了。吊诡的是，香港本土派口中的“中国殖民香港”的理论根源是“非本土的”，他们借“本土”播种“自决”的种子，“本土”成为“反中”的策略和用来做政治动员的手段。 

不过，台湾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王昆义近期在《多维月刊》6月份刊登的文章中直言，相对于国民党视日本为敌人，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一直以来对日本殖民占领台湾的历史表现出亲善性和依恋，更有意无意将日本当成台湾的保护伞。在台湾新执政党的此种史观下，吴叡人等以所谓“民族主义”为掩护，实则鼓动“独立建国”的香港民族论的引导和期待，与香港酝酿民族论的土壤和语境还是有些许不同。 

出版《香港民族论》的《学苑》前总编梁继平直言，民族论将“转化为下一波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他说，“香港民族论”赖以传播的“本土思潮”，包含“对中共的官方民族主义或大中华主义的批判”，但也必须处理“香港人的民族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与吴叡人等“台独”光明正大的恋殖不同，90后香港青年的民族情怀不能诉诸于英国的殖民统治，梁继平不能直接肯定英国的殖民统治，否则便不能理直气壮地批判“中国的殖民统治”，此时，“去历史化”的论述就显得必要且顺理成章了。 

“香港民族论”背后“去历史化”的史观，与“台独”提倡的“同心圆史观”相似。梁继平说，“‘香港人’的组成不应包含血缘与族裔等狭隘条件，而是更开放、多远以及公民价值为核心‘公民民族’（civic nation）”。而这种“去历史”，恰恰体现在用后天建构的“价值”凌驾于血缘和已有族裔的历史，而所谓“自己政府自己拣”（来自台湾太阳花学运），不仅不是体现港人的集体意志，而是利用建构的香港民族，为他们自己组建的政府建立合法性。 

但到底“核心价值”指什么？梁继平等人回答不出，这也是民族论尚未形成完整论述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传播，越是模糊地演绎身份，越能吸引更多人自动对号入座。对身份的模糊演绎，还体现在梁继平提出的“塞拉利昂精神的重演绎”，告诫香港人要团结一致争取民族，并要求继续抗争以孕育自己的民族身份。 

而本土派支持者动辄在香港塞拉利昂上悬挂“我要真普选”的直幡，也不断巩固和深化了港人对“香港人”这个模糊身份的认同——只是曾经象征港人对家庭、工作的价值观，代表刻苦耐劳、勤奋拚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精神的塞拉利昂精神，沦落为对抗中国的政治说辞，所谓的“争取香港民主”和香港大中华主义者说的“建设民主中国”一样，只是“反中”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殖民历史的演绎权在哪

如果如吴叡人所说，台湾民族发展到最后，是标榜代表“本土”的民进党，以“议会民族主义”（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态参与选举政治。那么香港民族参加选举政治，进入议会“播独”便有迹可寻，为期不远矣。其实，细味这个“自己XX自己X”的逻辑，骨子里透着一种狡诈与不负责任，即我不能许给你一个新世界，因为这是千万个怀着不同愿景的“自己”（人民）“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真的是自愿吗？每个被收编的主体性，成为社运领袖进入议会的垫脚石，但看看台湾时代力量进入“立法院”之后的表现，说好的世说新语呢？ 

看到台湾，香港未来的战场何在？由于国家没有对香港的殖民历史进行清理，即没有展开“去殖民”的工作，才让“香港民族论”有机可乘，将中国塑造成香港的“新宗主国”，并玩弄身份政治，藉助“本土思潮”散播独立意识。因此未来论述和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香港150年的殖民历史的演绎权究竟在何人之手？ 

不过，当台湾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最后，用台语讲出太阳花学运歌曲《岛屿天光》的歌词：现在是彼一天，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看到民进党政权对这场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社运最大的肯定。也许对于台湾政府来说，独立已经是必然的结果，如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才是未来施政的方向。 

但是“港独”的力量仍在为“独立”准备，在“本土、自决”等政治修辞的庇护下养精蓄锐，伺机而动。所以，这必定是一场超越选举的长期战役，战役的矛头对准中国管治香港的历史合法性和正当性，相信“台独”派“革命输出”的力度将愈演愈烈，在不能“动武”的情况下，该如何接招？